乒乓球外交谁提出？
1971年3月2日，第6届世界杯乒乓球比赛在英国伦敦举行。这次赛事期间发生了一件改变世界格局的事件——中国乒乓球队员与日本队运动员交往时，第一次用中文打招呼，并邀请他们到中国去。
当时，美苏争锋正烈，中美、中日关系都处在极为尴尬的时刻。中国的对日政策是“边打边谈”，而日本的对华政策是“以邻为伴”。两国官方关系虽然都是断交状态，但边界上却都有军事哨所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乒乓球队员的友好举动自然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4月5日上午，正在东京参加日本政府宴请的美国乒乓球队突然接到外交部急电，要求他们立即前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要事相商。 美国球员抵达使馆后，发现中国官员正等着他们。见面礼毕，中国方面派了两位翻译员，向美国人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新闻报道：在伦敦奥运会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许绍发和日本选手何智丽打出“友好球”。
这当然是一种姿态，因为当时中日两国都处于冷战阵营中，相互间并没有真正的往来。这种“友好”只是出于竞技体育的精神，毫无政治色彩。
然而令中美两国官员惊喜的是，他们的做法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就在这次会谈前两周，基辛格博士刚刚秘密访华。会谈中，美方代表拿出一个装着秘密文件的厚信封，交给中方代表，里面是一份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方案。随后，双方代表开始详细讨论具体步骤。 4月10日下午，中国官方声明发布：“为了发展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由我方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北京；同时宣布，自本公告之日起，停止向美方供应军用物资。”
同日，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称：“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其中包含了所有的双边问题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果然如美方所愿，进入了漫长的、包括所有问题的“全方位沟通”阶段。
所谓“乒乓外交”，是指以乒
乓球为媒介的一种外交活动。这种活动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美国发起。他们把“乒乓外交”作为渗透、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手段。60年代末，美国在经济上陷入困难，军事上遭到严重挫折，外交上屡屡碰壁，它转而把实现“中美和解”抬上了它“伟大的战略转折”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尼克松就职后便不断放出与中国“和解”的气球，并企图使用“日本牌”、“苏联牌”、“联合国牌”等打人中国。但是，尼克松政府通过实践感到，中国对他们的上述各种图谋，要么毫不买帐，要么巧妙地予以拒绝，因而采取了“乒乓外交”这一冒险之举。
1969年4月，美国国家乒乓球协会主席斯特恩，在同一些友好国家的乒协商讨拟在南斯拉夫举行国际乒乓球比赛一事时，突然提出了邀请中国乒乓球
队前往参赛的建议。斯特恩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及等国的支持。5月，斯特恩带着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邀请，专程来到北京。他向中国方面表示，日本、英国、澳洲、加拿大、埃及乒乓球协会和美国一些州地方性的乒乓球协会诚挚地邀请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前往访球，并提出，美国国家乒乓球协会希望与中国乒协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乒联会议上举行一次会晤。针对斯特恩的要求，中国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当即以中国乒协的名义复电各有关国家：中国乒协将研究你们的来信，“一旦作出决定，即将通知你们”。中国方面还表示：可以同包括美国各州地方性乒协在内的各国乒协进行接触，至于与美国国家乒协会晤问题，须在美国政府就改善美中关系问题上有某种表示之后才能考虑。此后，中美两国在乒乓外交问题上，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反复的、复杂的接触和磋商。
中国把美国政府在几件事上有无诚意，作为是否应邀访美和两国进行其他接触的依据。首先是看它对中国申办第31届世乒赛的态度。美国当局为了把中国这个体育大国“纳入国际体系”，曾对把它定在美国举行作过分努力。但在争办失败后，它不积极为申办成功的中国说些公道话，反而伙同少数国家制造中国不能如期举行世乒赛的谣言，甚至阻挠其他国家前往中国参赛。这就破坏了体育界人士为恢复中美体育交往所作的努力。为此，中国在致美国有关方面的新复电中指出，美国的态度“使我们很难相信美国政府对改善美中关系，包括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认真的。”因此，我们不能应邀于今年去美国访问。我们“今后能否应邀去美国访问，主要取决于美国政府对此的态度和它的实际行动。”其次，看它对日本政府的态度。中国方面知道，日本当局为了笼络美国，曾多次表示支持美国的“乒乓外交”。为此，在日本政府表示“希望美国的企图最终付诸实践”之后，中国通过有关渠道告诫美国：日本政府这个声明表明它企图保持对中国的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因此，“要想通过日本使中美两国接近，这种幻想是破灭了”。“不要以为有人给美国当了掮客，你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介绍给美国人民。你必须从美国政府本身采取的态度和行动中去寻找中国的答复。”“你们必须首先表明你们对恢复中美关系和实现两国人民之间正常来往是真感兴趣的，是诚意的，这样，你们再做，才能见到希望，才能有助于这种目的的实现。”美国当局也知道日本不可能充当使中美两国接近的掮客。因此，它不久之后便通过渠道表示“日本不是一个积极因素”。第三，看它如何处理美国国内要求同中国接触，甚至访问中国的群众团体及美国华侨的问题。美国国内1970年有50多个教会发表文告要求同中国对话。美国华人乒乓球协会在“争取自由、打倒种族隔离”的口号下，于1970年初从美国西雅图出发，历时5个月长途横穿美国大陆，到华盛顿向政府请愿，在舆论界和体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尼克松政府从其“从亚洲脱身以应付苏联”的战略目标出发，很想从中国问题上打开缺口。1970年年底至1971年年初连续发出三个信号，即：尼克松总统1970年12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讲话，表示美国应与中国进行对话；尼克松1971年1月的国情咨文，表示美国将“与中国人民对话”
